记者：认识您，是从《尘埃落定》开始，从中感受到历史的重音和面对灾难无奈的哀吟，你教我们如何从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中看到一个民族的兴衰，您觉得文学的力量对于个人或者民族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阿来：写作多年以后，我个人似乎对于通常意义上所说那些文学对社会，对生活，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或者说意义产生了怀疑。至于说到个别民族的故事或者说传统失传的问题，在我所属的藏民族来讲，似乎倒不存在这个问题。藏民族的问题，可能更在于走出连续的强大的传统而如何面向现代的问题。我的书写，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无论是像《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写历史，还是如《空山》以六七十万字的巨大篇幅写现实，都试图寻找一个囿固于传统中太久的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
记者：你的新作《草木理想国》记录了您眼中成都这座城市的花木，这肯定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与书写，您觉得人与自然、环境应该是怎么样的相处之道?
阿来：在书中，我的努力是把一些常见的文章的区隔打通，具体而言，就是把科普的，游历的，城市人文这几者原本互不交集的书写融为一炉。用这样一种方式，切入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与性格。
记者：对于当下，大部分人都处于钢筋水泥铸成的高楼大厦中，对于这些花花草草，鲜有时间去观察，可能太多的琐事充斥着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对于这部分上班族，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可以让他们充分吸收自然环境的氧气呢?
阿来：其实，一个人是可以没有那么多琐事的，只要你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那些复杂曲折处过于热衷或屈从，你就可以获得解放，你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读一点有关审美的文字，看看周围的事物呈现的自然之美。在我的经验中，美，对于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是非常直接有力的。因此，我觉得一朵艳阳下的花，一株风中摇动的树，所作的无言宣示，对我们心境安好的作用，比这个时代好多精神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的效果更鲜明，更健康，也更加自然而然。
记者：您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好些年了，不仅在其中自得其乐，更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请问您从中得到的是怎样一种乐趣?
阿来：我主要的植物观察与纪录，还在青藏高原，那是我在寻访地方文化，人生故事，欣赏自然地理之余的一种调剂。
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哪里，开花结果。植物也同时和人发生关系，被人利用，被人引种，被人观赏，把这些方面发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顺便说一句，今天谈文化，太浮光掠影，太注重于那些表面的符号化的东西了。我想，植物会把我带入它们自己的世界，它们的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把我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梭罗的《瓦尔登湖》，特别是其鲜为人知的《种子的信仰》和《野果》，那么，您创作《草木理想国》是否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呢?您对梭罗的书又有哪些独特的理解呢?
阿来：美国人在梭罗他们那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自然文学。不止是梭罗一个人，是一批作家，一批实践家，一批社会活动家。他们观察自然与荒野，追踪动植物的生命轨迹，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这些人，也是环保主义思想先驱。也是最早促成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的人。我对他们深怀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