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诉求是：
1、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
2、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
2015年5月5日上午，由一千多名失独者们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来到国家计生委前开展“柔性陈情”活动，失独者们唱起由《常回家看看》改编成的《失独者之歌》：
有关部门在公开报道中所使用的数据是：“2013年，全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共67.1万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40.7万人。
这份数字，对于近1000万的庞大的失独人群面前是杯水车薪。
其中一段失独者的话，读来分外让人心痛：
我们不是不听话，我们只是温和地想要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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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因为“失独”而变得敏感的词汇是“人口买卖”。在失独家庭中，有将近15%的家庭失独原因是：儿童被拐卖。
相对于失独，拐卖问题也更能吸引大家的关注。拐卖问题也不止一次引发过社会热潮。
2011年，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拯救拐卖儿童”，号召各地网友拍摄乞讨儿童，以希望借此帮助被拐卖家庭。
2014年，由陈可辛导演、黄渤、郝蕾主演的电影《亲爱的》上映，电影讲述一对夫妻寻找被拐卖儿童的故事，豆瓣上28万人给出了8.4分的高分。
2015年，沈腾在《欢乐喜剧人》上出演小品《防拐》，再次掀起社会对于拐卖问题的关注热潮。
只是关注就像潮水，来的快，去的也快，相对于民意所至的突然关注，如何建立一套长此以往的制度去预防拐卖才是更有效率和更应该去做的。
可长效且精准的防拐卖措施依旧遥遥无期，对于拐卖儿童，很多失独者家庭的搜索方式依然是依靠一个省一个省地“人肉搜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贩子层出不穷的拐卖手法也让父母伤透脑筋。
相对于普通的失独家庭，被拐卖家庭要承担的心理负担要更重。相对于已经接受事实，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更让人焦灼。
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搜寻周期甚至长达几十年，在漫长的搜寻过程中，孩子的踪迹和去向已经成了人生的唯一目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无法开具死亡证明，往往很多家庭无法养育二胎，也无法履行正常的领养程序。
如果说，失独者是长此以往的永恒希望，那么被拐卖者就是日复一日将石头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
看似拥有希望，但实则绝望，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鸩止渴，让很多家庭都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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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源头需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
在早期，国家曾经提出人口就生产力的想法
由于之前一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增长出现高生育率而低死亡率。，因此在卫生和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之后，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5.8亿，十一年后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到6.95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猛增到10.08亿。
人口高速增长的阀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
1980年9月25日，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向全国发布，几千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
至此，横跨80后和90后一代的特有名词“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正式成为两代人身上抹不去的标签。
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登上春晚，国家进一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很成功。
根据统计，80和90这10年共出现“独生子女”2.18亿人，比原先计划减少人口数量4亿人。在这样的计划下，中国得以坐拥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的同时没有了后顾之忧，为经济腾飞提供了保障。
计划生育的计划一直到2016年才正式放开，但根据测算，中国需要填补由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缺口，生育率需要达到2.2以上，可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仅剩1.8(有报告说仅为1.2)。
这也并不奇怪。
低生育率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顽疾。
日本自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老龄化达到60%，大量年轻人背负生活压力，甚至不愿结婚，遑论生育。
在北欧，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长期在1以下，出现人口负增长。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生活成本也在与日俱增，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束手无策的现状。
“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在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名词，至此应该会变成历史书里的一页纸，历史考试的一个考点，变成未来在调查社会现象时的一个专有名词。
也许再过几年，就像一个又一个浪潮一样，这个名词也会被人所遗忘。
这些失独家庭也就会变成一页政府报告上的数字。
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案例地去读、去看、去体会，会发现无论这个数字有多么庞大，它都能精确到个体，满页纸都写满了悲伤。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几次和朋友抱怨，这篇文章太难写了。
为什么难写?资料太过于庞杂，精确到案例又太不忍卒读。这让我花了一下午时间去反复去阅读资料，核实数据，最后成稿至此。
作为计划生育的副产品，失独者家庭在以后也会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往往残忍。
“听见的也都皱眉，大时代找真理，更必须振作士气。”
似乎我们总是在经历这样一个怪圈：当无可挽回的大错已经铸成以后，再后知后觉地进行悼念和悔恨，可是在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时候却无动于衷。
我更希望，失独者并不会变成历史博物馆中的标本，人们事后用假惺惺地怜悯去表达悔恨，人们能够行动起来，通过具体措施，去弥补过错。
可这应该责怪谁?去苛责谁?谁又应该对此负责?
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这样的问题不会重蹈覆辙?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不会再回到同样的错误上来?
我想这不仅仅是失独者们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答案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