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能否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天天动态

来源:金融界时间:2023-02-17 07:51:04


(资料图)

本文作者:高瑞东 刘星辰;来源:高瑞东宏观笔记;原文标题《高瑞东 刘星辰:延迟退休,能否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核心观点

引言:

随着“建国一代”退休潮的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人口红利正渐行渐远。在此背景下,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能否开启二次人口红利,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以日本作为观察对象,重点分析其在实施65岁延迟退休政策后,劳动力市场、经济基本面变化。

核心观点:

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有效避免大规模“退休潮”出现,我们预计退休人口峰值或下降1亿人次。在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之外,更需关注的是能否通过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从日本经验看,延迟退休政策落地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明显提升,带动储蓄率和投资率上行。但居民消费仍较为疲弱,劳动生产率也并未得以提振,释放二次红利的效果总体有限。

国际上看,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流选择。

迫于老龄化和财政支出的双重压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先后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010年、2020年前后分阶段延迟本国的退休年龄。相较于国际情况,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偏低、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退休制度缺乏灵活性,较难适应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均寿命延长的客观情况。根据OECD数据,2020年,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为57.5岁,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退休年龄(65-67岁)。而同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1岁,对应接近20年的领取养老金年限,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美英德三国平均为13.6年),与日韩较为接近。

2020-2035年,我国老龄化进程提速,加速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十四五”期间,“建国一代”开始集中迈入60岁阶段。1962年-1975年间,我国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600万人,共计3.7亿人,将在2020-2035年内,推动一轮庞大的“退休潮”。2022年,我国已经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我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加速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有效避免大规模“退休潮”的出现。根据我们的测算,2022年,我国退休人口总数为3.4亿人。若2025年-2055年期间,实施65岁渐进式延迟退休,则退休人口峰值将自5.1亿人(2053年)下降至4.1亿人(2039年),对应峰值下降1亿人次。

促进低龄老年人口再就业,有助于释放二次人口红利。对比海外情况,我国老年人就业意愿较低,就业行业多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基本处于闲暇状态,未来老年人再就业空间较大。2015年,我国60-64岁人口就业率仅为42.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多数介于60%-70%之间。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就业中,有86.2%集中于农林牧渔业,服务业占比仅为6.5%,而在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就业占比均在60%以上。

从日本经验看,延迟退休后,释放二次人口红利的效果有限。

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参与率随之回落,此后日本消费增速走低、储蓄率下行、投资率回落。2013年,日本将延迟退休至65岁规定为企业义务化,此后老年群体就业意愿明显增加,劳动参与率触底回升。

老年人口再就业后,日本60-69岁家庭收入得以提升,消费倾向保持稳定,储蓄明显增多。但是,青壮年群体由于养老负担、税负加重,消费倾向普遍性回落,储蓄也出现小幅增加。因此,日本实施延迟退休后,居民储蓄率回升,促进投资率上行,但居民整体消费仍较为疲弱,劳动生产率也并未得到提振。

风险提示: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不强;出生率持续低迷。

一、近年来发达国家涌现“延迟退休潮”

国际上看,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流选择。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减缓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出现了危机,其中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尤为突出。基于现实背景,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010年前后分阶段延迟本国的退休年龄。

2020年以来,迫于老龄化和财政支出的双重压力,多国提出进一步延长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计划在2027年将退休年龄自66岁推迟至67岁;法国计划自2023年至2030年将退休年龄自62岁分阶段推迟至64岁;德国计划于2029年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英国计划在2035年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8岁;韩国政府拟到2033年,将退休年龄从60岁分阶段推迟至65岁;日本在2020年更是提出,“企业有义务达成雇佣劳动者工作到 70 岁”。

相较于国际情况,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偏低、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退休制度缺乏灵活性,较难适应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均寿命延长的客观情况。

根据OECD数据,2020年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为57.5岁,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退休年龄(65-67岁)。而同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1岁,对应接近20年的领取养老金年限,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美英德三国平均为13.6年),与日韩较为接近。

二、中国“退休潮”来袭,老龄化进程加速

“十四五”期间,我国明确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内容。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背后与老龄化提速密切相关。

我们在2021年3月23日发布的人口峭壁系列第一篇报告《出生率下滑无法逆转,90后将直面人口峭壁》中提到,“十四五”期间,中国的50后60后“建国一代”开始集中迈入60岁阶段,未来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老龄化率将进入加速上升期。

2022年,我国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将在未来15年内加速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亿人,占比为19.8%,接近20%。我们预计在2037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4.2亿人,步入重度老龄化,即60岁以上人口占比30%;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4.6亿人,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即60岁以上人口占比35%。

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背后正对应着“建国一代”推动的“退休潮”。1962年-1975年间,我国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600万人,共计3.7亿人,将在2020-2035年内,推动一轮庞大的“退休潮”。此后,由于1976年至1980年出生人口“塌陷”,年平均出生人数锐减至1800万人,叠加1985至1997年的“建国二代”婴儿潮的高度明显低于“建国一代”(年平均出生人数为2200万人),使得后期老龄化进程出现放缓。

在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机制下,即“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随着退休人口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将愈加严重。

根据我们的测算,20-60岁人口自2020年之后开始步入负增长时期,对应缴纳养老金人口基数将不断减少,而提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口在快速增加。若以20-60岁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作为简单刻画养老金收支平衡的指标,这一指标在2020-2035年间快速回落,自3.1倍降至1.8倍,对应养老金支出压力持续加大。

按照2019年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在保留现在财政补贴机制情况下,2028年养老金当期收支出现缺口,累计结余到2027年将到达顶点,到2035年累计结余耗尽。

此外,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已过,低生育率和育龄女性人口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新增劳动力减少。“退休潮”加速到来,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市场将从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我们参考联合国对于生育率、死亡率的假设,使用队列要素法预测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在中性情景下,我国人口峰值基本在2022年见顶,为14.13亿人。其中,20-30岁、30-40岁劳动力人口接连于2013年、2020年见顶并加快回落,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负增长时期。

因此,延迟退休政策,除了针对性缓解养老金负担之外,也在有意提高老年人口就业意愿,释放二次人口红利。据我们预测,2022年-2050年,我国60-64岁人口平均为9600万人,如果其中一部分人口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无疑是对适龄劳动人口的补充,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总量。

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传统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期内,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与低抚养比带来的经济利益,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局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退。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强调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下,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带来的人口红利。

但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非自然形成的,需要政策的系统性牵引。例如,在供给侧领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利用老年人的成熟经验和劳动年龄的延长,形成人力资本红利。在需求侧领域,通过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高其消费、储蓄水平。(蔡昉,2020,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释放二次人口红利的空间如何?

首先,简单测算,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退休人口、劳动力的影响。

基准假设:延迟退休政策自2025年正式实施,初始退休年龄女性为55岁,男性为60岁,按照每年退休年龄提高4个月、2个月的方式,直至2055年男女同时于65岁退休。

延迟退休政策将有效避免大规模“退休潮”的出现,对应退休人口峰值或下降1亿人次。根据我们的测算,2022年,我国退休人口总数为3.4亿人。若2025年-2055年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则退休人口峰值将自5.1亿人(2053年)下降至4.1亿人(2039年),对应峰值下降1亿人次。

此外,考虑到2020-2030年,退休人口数量快速上升,而新进入劳动市场人口(20-24岁)增长缓慢,若退休人口延后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助于阶段性维持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其次,对比国内外情况,我国老年人就业意愿较低,就业行业多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基本处于闲暇状态。从就业率看,根据OECD统计,2021年,在美国、韩国、德国、日本、瑞典,60-64岁人口就业率分别为54.7%、59.9%、61.1%、71.5%、68.2%。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2015年,我国60-64岁人口就业率仅为42.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就业行业分布看,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就业中,有86.2%集中于农林牧渔业,服务业占比仅为6.5%。而2017年,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其60岁以上人口就业行业分布中,服务业占比分别为66.6%、63.7%、82.4%、87.1%。

由于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多数受到过较为良好的教育,大多具备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发挥余热的潜力较大。因此,未来在延迟退休政策牵引下,通过行政立法、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空间较大,有助于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三、从日本经验看,延迟退休政策,能否释放人口红利?

作为东亚福利国家和老龄化国家的代表,日本一直走在延迟退休的前列,先后进行了60 岁、65 岁和 70 岁三个时段延迟退休制度的改革。早在1971年,日本便提出延迟退休至60岁的目标,自1998年正式实施。而自1998年开始,日本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回落,老龄化率快速上升,导致后续退休年龄进一步推迟。自2000年起,日本再次提出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历经13年,于2013年将延迟退休至65岁规定为企业义务化。2020年,日本进一步鼓励企业将退休年龄推迟至70岁。

可以看出,为应对人口红利下降,日本采取多次延迟退休政策,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能否释放二次人口红利?我们重点观察2013年以来,日本进行65岁延迟退休改革后,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总体而言,日本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积极促进老年群体就业意愿,增加老年群体消费水平,对于提高全社会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劳动力方面,日本60岁-69岁人口就业意愿较强,劳动参与率明显提升。

早在2000年,日本便修改《安定法》,提出了企业有义务努力实现雇佣员工到 65 岁,并且提出了雇佣确保措施的努力义务化。2004年,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确保对65岁以下老年人的雇佣。此后60-64岁就业率开始触底回升,但上升幅度较低。随着2013年日本将65岁延迟退休确定为企业义务化之后,60-64岁人口就业率快速上行。2022年,60-64岁人口就业率达到73%,远高于2012年的57.7%。同期65-69岁人口就业率也明显提升,自2012年的37.1%提升至2022年的50.8%。

从行业分布看,日本老年人就业多集中在高劳动力需求、低附加值的生活类服务业。根据日本总务省披露的数据,2021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比例分别为11.8%、19.7%、68.5%。服务业中,老年人就业行业以批发零售、医疗、食宿、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为主,运输、教育、金融保险、信息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业分布较少。

从工作职位看,老年人就业中,正式雇佣关系较少,多以个体户、兼职为主。根据日本总务省披露的数据,2021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形态中,雇员占比57.6%、个体户和家庭从业占比30.1%、管理人员占比12.4%。雇员中,正式员工占比仅为13.8%,其余为兼职、合同工、临时工和劳务派遣等形式。

从日本各年龄段家庭调查数据看,2013年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60岁-69岁老年人口收入稳定增加、消费倾向相对稳定,总体储蓄明显增多。而青壮年群体由于养老负担、税负加重,消费倾向普遍性回落,多数储蓄也小幅增加。

家庭收入方面,2013年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日本60-69岁居民收入稳步上升。2012年至2019年共计上涨6%,收入增幅高于同期50-59岁居民收入增幅4%。相比之下,未采取延迟退休的70岁以上群体,其收入则有所回落,表明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稳定和提振居民收入。

家庭消费方面,相较于2008-2012年,2013年-2017年间,60岁-69岁家庭消费支出小幅增长,70岁以上家庭消费支出保持不变,而同期50岁以下家庭消费支出均出现回落,指向延迟退休政策促进老年人消费水平。

从消费倾向来看,青壮年群体由于养老负担、税负加重,消费倾向普遍性回落,尤其是29岁以下家庭,其消费倾向回落速度最快。而老年群体由于收入得以保障、消费刚性支出占比较高,消费倾向相对稳定。例如,2021年,70岁以上家庭中,食品、水电暖费、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比达到47%,远高于同期29岁以下家庭刚性支出占比34%。因此,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70岁以上家庭的消费倾向呈现上升趋势。

家庭储蓄方面,60岁以上老年人由于负债少、消费支出水平偏低,一直以来都是居民储蓄的主要贡献群体。在2013年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由于收入相较于消费增长更多,60岁以上家庭储蓄水平明显提升,增幅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带动总体储蓄上升。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日本延迟退休后,储蓄率、投资率上行,但消费仍较为疲弱。尽管劳动参与率回升,但劳动生产率并未得到提振,说明其释放的二次人口红利效应相对有限。

1998年之后,日本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使得劳动参与率也随之回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此后日本消费增速走低、储蓄率下行、投资率回落。

但在2013年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日本劳动参与率逐步走出低谷。随之而来的是,储蓄率回升、投资率上行。但在延迟退休后,青壮年群体由于养老负担的加重,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支付社会保障费用,2014、2019年两次提高消费税税率,导致消费增速仍处在较低水平。

此外,日本延迟退休后,劳动参与率的回升,并未提振日本劳动生产率。2013年-2017年,日本劳动生产率稳定在高位,2018年之后逐步回落。

四、风险提示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不强;出生率持续低迷。

关键词: 延迟退休 人口红利

责任编辑:F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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