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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青铜艺术是中国青铜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自20世纪中期经考古发掘大量面世以来，便久为世人瞩目。近年来，随着文博热的兴起及现代化宣传媒介的普及，古滇青铜器凭借其粗犷奔放而又细腻写实的艺术风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给观赏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长期以来，学界围绕“云南青铜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仍被束之高阁，与公众存有不小的距离，以致人们想要系统地了解云南青铜文化却找不到一本合适的初阶读物，这不能不视为一种遗憾。近日，由李昆声先生编著、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青铜时代》一书，既有学术创新点及发力点，又有系统细致的梳理总结，颇具“大家写小书”的风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上述缺憾。
作者李昆声先生常年耕耘于西南边疆考古这片沃土之上，尤精于铜鼓文化研究，其一贯的研究风格与学术关怀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铜鼓是云南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也是本书呈现的亮点之一。从最早的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到后来纹饰繁复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鼓身纹饰的某些同一性，并结合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依据，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发展路径，证明后者确系承继前者演变而来。易言之，造型古朴大方的万家坝型铜鼓绝非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是东山铜鼓退化的一支；相反，作为石寨山型铜鼓的祖型，万家坝型铜鼓年代更为久远，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云南作为世界铜鼓的起源地得到科学发掘所得文物的坚强支持，无可撼动，这有力批驳了越南某些学者的无稽之论。
如同作者本人所述，本书的关切主要不在“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一前人已深耕熟耘的课题，而在于对云南青铜时代加以分期，并在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列举、总结每一阶段的代表性器物及其文化关系，并注意将云南早期铁器时代从青铜时代晚期中仔细剥离出来，这相对于前人而言是一个创新。作者将整个云南青铜时代划分为三期，其中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为早期，亦可称为“起始阶段”，著名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即属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是铸造技术相对原始，造型和种类皆较为简单；公元前8至公元前4世纪为中期，亦称之为“发展阶段”，这大体相当于中原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突出特征是器物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过渡的演变趋势，大体量的青铜器逐步出现，如铜鼓这类大型空体器即铜棺这类超大型器物，这意味着冶炼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社会组织形式渐趋复杂；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是云南青铜时代的晚期，作者将其命名为“鼎盛阶段”，的确，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滇味”十足的代表性器物，我们熟知的石寨山型铜鼓、牛虎铜案、动物纹牌饰、铜枕、葫芦笙等皆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此后一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此设立益州郡，从此云南正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云南青铜时代的落幕。纵观整个云南青铜时代，经历了产生、发展再到繁荣昌盛最后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从空间上看，则呈现出由滇西北至滇中再到滇池-抚仙湖地区的发展轨迹，在这片土地上，云南先民用他们的辛勤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滇文化，给后人留下无数的历史瑰宝和无尽的遐想！
本书的另一重要创新是对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区系进行了细致划分。在本书中，作者按照地理区位将其分为滇西北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地区、滇西南地区、滇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池地区、滇中地区、滇东地区、滇东北地区等十个文化区，其中滇西北青铜文化区的分布范围北起迪庆州德钦县，南至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鹤庆二县，东至丽江宁蒗，西达迪庆维西，是考古学界发掘相对较晚的地区之一，典型器物如三叉式护手剑、双耳陶罐，均呈现明显的西北文化特征，表明该地区或是早期人类族群活动的重要通道之一；本书所称洱海地区，大致位于今大理州，东以楚雄姚安县为界，南达临沧无量山一带，这其实属于过去学者所论“滇西”地区，作者将其从中剥离出来，是研究进一步细化的反映；而本书所称的“滇西”，实则包括了德宏州全境及大理、保山、临沧部分辖境，该区突出特征是所发现青铜器多为窖藏和掩埋物，尚未发现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墓葬和遗址；滇南地区则涵盖了红河州下辖的13个县市，这里发现了多处重要青铜时代遗迹，还发现了古代采炼遗址及窖藏数处；滇东南地区主要指文山州，这里虽发掘较少，但有限的信息仍揭示其文化特征多姿多彩，且因其毗邻越南，为我们研究古代民族交流交往提供了宝贵信息；滇池地区则涵盖了今滇池周围和玉溪三湖地区，该地区较早得到科学发掘，因其位于滇文化的核心区域，故而墓葬丰富，所获青铜文物数量众多，类型十分丰富，且明显辐射到周边众多地区，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因篇幅所限，我们不再罗列其他文化区的种种细节，读者们可根据阅读兴趣自行翻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每一文化区的最后，作者都列有专节总结本区考古学文化特征，如墓葬形制、遗址建筑特征、文化类型、遗物类型等等，这极大方便了读者快速了解所需内容。
熟悉考古学的人们都知道，分期与分区是进行考古学术研究的两项重要内容，而这在本书都得到充分的展现，尤其是文化分区这一部分，几乎占据了全书大半篇幅，这足以体现作者的发力点所在。将二者合而察之，颇具某种“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之感，纷繁芜杂的云南青铜文化体系，经过作者的细致爬梳，渐渐褪去了她的神秘，这对读者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具有莫大的助益。另一方面，云南青铜文化虽可称为一枝独秀，但毕竟不是孤立封闭式的独自发展，一直以来与外界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这在考古学上可以相对清晰地辨别出来：无论是来自西北的斯基泰因素，还是来自南方的南亚、东南亚因素，以及来自内地的汉文化因素在这片土地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进行分期与分区，可以帮助读者在过程与空间二维视角下更好地理解文明之间双向的交流与馈赠，从而回答何以中国、何以云南这一宏大时代命题，作者老年执笔，涉及这一类基础而又宏大的课题，大概亦出于学者的现实关怀吧！以汉文化的传入为例，空间上来看滇北几个区所受影响明显大于中部和南部，时间上以元狩二年设置益州郡为断，此后所受影响明显大于前期；但这亦是粗线条的概论，正如本书观察到的那样，同一文化区内所呈现的文化特征亦不尽相同，同处滇东地区的八塔台墓地与横大路墓地，前者层层叠压、互相打破，文化关系复杂，表现出明显的汉文化融入该社会的特征，后者则受外部文化冲击较小，并在汉文化大量进入后走向衰亡。
除了分期与分区，本书呈现的另一大亮点是对近年科技考古成果的充分吸收。作者专辟一章，用以讨论云南青铜时代的冶金技术与铸造工艺。除了大家熟知的范铸法，云南先民在青铜时代晚期还掌握了失蜡法，这相较于中原而言虽时间上较晚，但规模和精美程度上并不逊色，许多贮贝器上的精致饰件即采用该方法铸就而成。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上呈现出极富金属光泽的银白色，经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检测，学者认为这就是热镀锡形成的，本书详细介绍了热镀锡这一特殊装饰工艺，且附有大量检测数据。除此之外，本章还涉及铜锑合金、黑漆古、绿漆古、铅同位素检测等大量内容，相信对科技考古感兴趣的读者在本章将有可喜的收获。
“深耕本土，细致恢弘”是阅读过程中的一个强烈感受，本书以三迤大地的青铜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作者一生念兹在兹，精思勤耕，相关问题早已在胸间涵泳多年，蓄势待发。正因如此，用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那种对相关材料了然于胸后的厚积薄发之感跃然纸上，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款款真情亦流淌在字里行间。
作者：梁英旭（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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